《徐州日报》前记者：徐州一村中7人贩子拍卖12女人；许多基层干部也参与买卖女人

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官方四次通报，均未能“一锤定音”，四锤落下，四次都遇到强大的质疑而落了个空。

而在此次舆论风暴中，拿胡锡进的话来说，传统媒体“干干净净”，基本没有参与报道，整个舆情始终由网友自发推动。因此有人感慨，这是媒体的集体沦丧。一位媒体界前辈大声疾呼，要警惕“媒体监督曲线下滑”的危险。

媒体以其社会功能而成为媒体，其社会功能包括关心热点事件，澄清事实真相，监督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鼓舞发动人民群众，传承文化遗产，提供精神产品等等。“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而现在，老百姓关心的重大事件，媒体就有义务站出来走两步。

也有朋友翻出了最近的《徐州日报》，发现哪怕已经闹得沸反盈天，物议汹汹，这家当地排名第一的主流媒体，依旧我自岿然不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哪怕是江苏省级层面要成立调查组的重大新闻，也在版面上没有痕迹。

这是非常奇怪的景象，当媒体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职责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媒体的媒体，人民要他何用？

然而，这两天读到一个叫“冰雪不聪明”的公号（瞧，还是自媒体）转发的两篇文章，却令我大为震撼。这两篇文章一篇叫“独家：《黑色漩涡》——34年前的一篇调查报告文学，就已揭开疯县拐卖妇女之罪”，另一篇叫“独家2：《黑色漩涡》作者讲述当年调查报告出笼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均来自一个叫唐冬梅的前徐州日报记者。

看了这两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34年前的徐州日报记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宁，就已经报道了当地存在的拐卖妇女现象，用大量令人震惊的真实材料，揭示了当地的罪恶产业链。在报道之后，还与当地一把手的正面硬刚，维护了一个记者的尊严。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不仅仅是那些著名的报纸，那些“顶流”的大报，就是在徐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也发生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就是当时的媒体生态。

唐冬梅现年64岁已经退休，早年就离开了徐州日报。她和徐宁根据当地公安的办案卷宗，经过大量采访，撰写了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十期（总二0八期）上。

这篇文章反响巨大，如晴天响雷一般。杂志问世不久，全国就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台港媒体、海外媒体都纷纷摘要报道。一时间，洛阳纸贵。

徐州一把手震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电视台的“沛县打狗”——当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拴起来，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电视一经播出，全市民众一片哗然。

二是电视台做的一期“企业家话‘官^倒’”。

第三个就是唐冬梅和徐宁的关于拐卖妇女的《黑色漩涡》。

仅仅从这三件事，就可以看到当时徐州的媒体生态到底是怎样的。

书记亲自约谈唐、徐二位记者，两位记者没有怯场，并在现场进行了录音。书记再次大怒，要求交出录音，并骂两位记者是“无赖记者”。两位记者死死咬住，这是你书记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市委决定。磨蹭了多日，录音始终没有上交。

其实，不能怪今天的媒体不给力，我们曾经拥有过如此给力的媒体。那么，这样的媒体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两个小记者，一个刚三十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刚从部队转业的记者，就能够在当地一把手的雷霆震怒中毫不怯场，当面硬刚，周旋得有来有回，不落下风，靠的是什么？

媒体记者要发挥作用，需要：

第一，首先是氛围。唐冬梅回忆说，是那个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认输。

第二，报社领导力挺。徐州日报当时的总编辑保护了两位记者。当地官方调查组入驻报社，调查之后，两位记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编辑，主编当时的“放鹤亭”文学副刊。徐宁依然在采访部当记者。

第三，媒体共同体强烈支持。徐州官方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全部买下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先生对来人说：“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第四，记者的良心。虽然后来唐冬梅受到打压，但也是无可奈何，不过，从报社层面依然是一种保护。她被调到了“新闻研究室”，不许发文，不许报道，不许接受采访。但是她并不后悔，“我庆幸自己在石头和鸡蛋面前，选择站在了弱势的这一边。”

良好的氛围、强有力的领导、媒体共同体的维护、记者个人的良心，四者缺一不可，才构成了完整媒体生态环境。现在，这四者都受到各种方向的冲击，以至于媒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批评媒体是简单的，但有深度的批评是肤浅的，应该细究其中的原因。

别的不说，所谓央X记者孙鲁威撰写的文章，抨击网络大V在八孩女事件中“鸡一嘴，鸭一嘴”，给当地官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还说自己“没去过丰县，但是对丰县很熟悉”，这样荒诞的表达，很难令人相信出自央X编委之口。

孙鲁威身上，集中体现了生态的堕落程度。她即是一个老媒体人，也是媒体的领导，是所在媒体的编委，同时也属于媒体共同体的一员，自己也是记者。所以，她代表了媒体所处的社会氛围，代表了对权力谄媚的媒体领导，代表了荡然无存的媒体共同体，代表了崩坏的良心。

唐冬梅后来也离开了报社，因为她不想躺平。所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许多有能力、有情怀、有良心的媒体人并没有离场。正如在此次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中一样，前媒体人事实上推动了整个舆论的进展。不管他们有没有媒体的身份，他们都是媒体人。而有的媒体尽管还有着媒体的身份，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媒体。

唐冬梅说自己很怀念“那个有着一群勇敢无畏的记者的徐州”。我们何尝不是呢？

延伸阅读：

本节故事节选自调查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1988年第十期，作者为徐宁、唐冬梅。

1987年9月中旬，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7名人贩子在自己家门前，公然将劫持、拐卖来的12名妇女公开拍卖。

12个只穿着裤头和背心的女人，瑟瑟发抖地站在围观者的面前(几乎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她们身上标着价格，羞辱几乎让她们抬不起头来。

（此图非本文所叙事情，由本号所加，仅供参考）

她们有的在抽泣；有的用双手竭力想要掩盖住那让女人羞惭的部位，摆脱那些贪婪淫邪的目光；也有的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手拿铁链的人贩子，眼里流露出企盼人性同情的目光。 

没有一个人出来搭救她们！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挺身而出愿意搭救这些可怜的女人。

村民们们都在议论着这12个女人的姿色、肥瘦，谈论着哪个女人可能会给这片土地留下一个男性子嗣，哪个女人会让这片土地失望……

有几个男人甚至当着那么多的人挤上前去，伸出那茧痕累累的粗大的黑手，去抚弄那几乎全裸露着的女人！

起哄声，咒骂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地上，进行着空前的妇女大拍卖！

伊庄乡空前地热闹起来，在那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蛮荒之地，一次次地拍卖妇女的场景，刺激得他们热血沸腾，轰轰烈烈地像赶大集，蜂拥地围住那一个一个可怜的被拍卖的女人。

看着那些强悍的光棍汉成交后的喜悦，看着他们终于抱着属于自己了的女人，疯一般往自己家奔去的疯狂样子，围观者心满意足地等待着光棍汉的黑漆漆的大门咣当一声关在他们的面前。这时，麻木了的人群才会散去。

有了女人，就有了生机，土地就不会荒芜，老屋就不会颓塌，人丁就会兴旺。老人们也张开没了牙的大嘴哈哈笑了起来。

农民从心里喜欢、敬佩那些能带来女人的人贩子。有时，乡里的农民看见那伙人贩子用出租车拉着拐骗来的妇女回来时，竟高兴地停下手中的农活，赶到村口去迎接。

自1986年以来，牛楼村从原有人口1300人增加到现在1500人。这其中200多人全是云南、贵州、四川一带的青年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教是被韩端荣等人贩子拐卖来的。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牛玉泉，是被村民们认为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是县人大代表。他所在的牛楼村就有7名人贩子，而且人贩子每次拐骗来妇女后就在村里公开论价拍卖。围观的群众多达200余人。他从来没有对此进行干涉，或向上级机关报告。

正是因为他与村民们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不管不问，给人贩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致使他们有恃无恐，愈来愈嚣张。

这里确实是太穷了！尤其是对照那些富裕的地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1986年初到1987年底，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用于购买外地妇女的费用竟高达一百多万元。

正是这笔巨额的金钱，诱惑了灭绝人性的人贩子，他们出价也“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了”。他们根据这些“商品”的身高、相貌、生殖器官、生育能力、性感来决定价格。

几年前，买一个外地女人只用七八百元。而现在一个未婚的要价达到三千多元，已生过孩子的妇女要价为二千元左右，那些丧失生育能力的则降价处理为500元至800元。

人贩子中有几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检查工作。他们将劫持、拐卖来的妇女扒光衣服，用手插入女性阴道，检查生殖器后，再标价出售。

为了买女人，有的光棍汉倾家荡产，借债累累。因此，当用那几乎榨干了他们血汗的钱买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女人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蹂躏那手中的女人。那些因贫困、生活不如意的种种积怨，全部以性欲这一最原始低级的形式，发泄到手中的女人身上。

当我们来到铜山县伊庄乡时，只见村里村外的大树下、墙角旁，到处是操着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口音的妇女，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互相倾诉自己不幸的命运……

据乡领导介绍，自1986年以来，该乡的农民就买进2000多名外地妇女。我们问伊庄乡的白乡长，这么多外地的妇女被拐卖到这个乡，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竟坦然地一笑：

“过去我们乡治安状况很乱，偷鸡摸狗、杀人盗窃层出不穷。自从来了那么多女的，光棍汉们都有了家，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乡里的治安就好多了。”

仅1986年以来，外地涌入铜山县的妇女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云、贵、川妇女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们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罪恶之手被扔到这片土地上来的。但是，这个县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竟然根本不知道该县有一万多“非法入境”的人口！

一位铜山县妇联的妇女干部，在接待我们采访时，也不愿吐露一个真实确切的被哄骗、拐卖来的妇女数字。她说公布出的数字越多，她们的解救工作就越多，她们妇联没有钱。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理由！

怨不得那些人贩子如此猖狂！

大量的外地妇女流入，使这里兴起“买媳妇热”。不仅农民光棍买，而且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党员也热衷参加。

——1987年8月伊庄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姜立本花了1500元钱，从人贩子韩端荣、张成祥那里为儿子姜德生买来年仅18岁的贵州女青年覃堂平。

当晚，姜德生把覃堂平拽进自己的屋里，欲与她同房，她死也不从。姜德生气得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狠狠地打了她几个嘴巴，她吓得一边哭，一边向姜德生求饶。最后，她只好忍辱屈从。

当公安人员为获取韩端荣等人的罪证，找到覃堂平时，她哭着要回家。此事被身为干部的姜立本知道了，竟然指使儿子又把覃堂平毒打一顿。至今覃堂平还痛苦地生活在姜家。

——伊庄乡李林村村长李林邦，四十多岁了没有媳妇。1987年7月,人贩子杨延秀主动找上门，为他介绍媳妇。几天后，杨延秀便领着一个四川妇女刘某，交给李林邦，要价2000元，李竟当场付钱。

当他发现女的不愿意和他生活，当天又把那妇女退给了人贩子，要回了买金。当我们问起此事，他说：那女人不管玩。说得坦然极了，并不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更别说他是犯罪了。

半个月后，这伙人贩子又领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四川妇女，只要400元钱。李林邦和她同居一个月，又以同样的价钱转手倒卖给菜洼村一个姓萨的农民。他就像一头贪婪的公牛爱吃鲜嫩的草，而且总是在吃着这一片的时候，贪婪的目光又伸向另一片草地……

直到1987年8月，人贩子韩端荣以2000元的价钱，卖给他一个24岁的姑娘，他才心满意足，生活至今。

——伊庄乡工商所所长刘德运，有三个儿子，因为妻子张云想要个女孩，竟在去年中秋之夜，叫人贩子牛德华、吴雨，从他们拐骗来的四川妇女杭世荣怀中，强行夺走她的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当时，人贩子吴雨一脚将杭世荣踢倒在地。

刘德运付给人贩子200元钱。一家中秋之夜得了个女儿，欢天喜地，马上给这女孩改名为“欢欢”。当夜，“欢欢”的母亲杭世荣也被卖给李林村农民党世华为妻。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从此神志恍惚，每日只凄惨地呼唤着：

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

这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实，实在太残酷了！

事实上，案发前，当地公安机关就曾发现了韩端荣等人的犯罪活动，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把几个人贩子传唤到派出所训斥一顿，放人回家自我悔过。致使他们的胆量愈来愈大，终于从一般的拐卖发展到劫持、强奸妇女。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10月，贵州省铜仁县女青年李晓红被当地人贩子骗到徐州，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当这伙人贩子捆绑着李晓红前往买主家时，李晓红在路上看见佩戴着金色盾牌的乡派出所民警李志成，就像在苦海中抓住一根救命的草，拚命呼喊起来……

李志成不但不抓人贩子，反而把李晓红带到其堂兄弟李志刚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李晓红被李志刚强奸了。第三天，又将她以1800元的价钱，卖给该乡尚庄村的农民赵绍志为妻。

一份有关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报告中，赫然罗列着这样几组数字(这仅仅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自1986年以来：

铜山县12000人

睢宁县 8700人

邳县9400人

丰县8100人

沛县5300人

新沂县4600人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犹如地震引起海啸，火山爆发导致城市毁灭一样，拐卖妇女，诱发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恶性连锁反应：违法婚姻增多(那些买云贵川妇女做媳妇的家庭绝大多数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民事纠纷增多，刑事案件增多。

1988年5月17日，安徽省宿县桃山乡人贩子胡长奎，将21岁的四川省乐至县光明乡女青年鲍素珍，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铜山县三堡乡三堡村38岁的农民张瑞士为妻。5月27日凌晨，鲍素珍手持菜刀将正在熟睡的张瑞士的脖子上砍了4刀,腿上砍了5刀，直到张瑞士呼救，邻居们才冲进屋里抱住鲍素珍，将她送到乡派出所。

类似这种刑事案件，铜山县今年已发生3起。

1988年6月16日，市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这个犯罪团伙中的15名犯罪分子，其他犯罪分子也已收容审查，我们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欢欣的喜悦。然而，一种沉重的忧郁又压到我们的心头。

我们收到一封睢宁县沙集乡大顾村女青年顾某寄来的信。信中说：“我们这里经常发生妇女买卖现象。4月下旬的一天，紧靠着我家附近一个农家小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呼救声：‘救人啊，救人啊！’我寻着这嘶哑、惊恐、稚嫩的声音奔去。在小院门前，看到一个才十六、七岁哭成泪人的姑娘，跪在两个可怕的中年男人面前苦苦哀求：‘好心的叔叔大爷，让我走吧，放我回家去吧！’

‘哭什么，老子是花了二千三百元钱买的。哭也没用，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当老婆生孩子！’说着，这两个男人抓起她，在哭闹声中，将她强行拖走了。

我一打听，才知道她是云南人，被人拐卖到我们这里来的。看到这一悲剧，我一个农村姑娘，洒下同情而又悲愤的眼泪。求求你们，救救她吧！”

这样的求救信，我们先后收到十几封。

看来，徐州地区的妇女买卖并没有因韩端荣那一伙劫持拐卖人口的罪犯抓获而消失而天下太平。罪恶的祸水，还在这块土地上蔓延着……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照样每天在这里交汇，如水的人流依旧从徐州火车站检票口涌出，然后消失在这古老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农村的女孩子们照样地会从那些封闭、落后的山沟里。源源不断走向城市，走向文明。

1988年5月1日，当徐州人民从梦中醒来，猛地发现东站广场对面白云大厦上，高高地耸立着一只巨大的北极星石英钟。在这个国际劳动节里，它准确悦耳地在古城清晨鸣响。

石英钟的乐声替代秦墓汉坑中的兵马俑的呐喊，然而，它能替代黄河故道上那依旧凄惨的鸣咽声吗？

我们不知道。

（后记：重发此文有删改。由于这些受害者可能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为了不给她们今后的生活带来阴影和痛苦，故在文中隐去受害者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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